朱嘉明：在放大的时空中认知宋代交子开启的纸币体系

在宋代官交子正式发行和流通1000周年之际，王申和王喆伟的著作《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国贡献》出版。这本书以世界金融历史的视角看待北宋交子的历史地位，值得肯定。我的序言，则试图通过在放大的时空中认知宋代交子所开启的纸币体系，希望有助于读者更为全面地审视北宋交子，理解北宋交子为什么是世界货币金融史的划时代创新。

交子开启了宋代长达250年的纸币体系

现在更多的宋史专家接受这样的考证：宋仁宗下诏开始置办“交子务”的日期是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日，即公元1024年1月12日。事实上，在官交子之前，交子已经在民间流行。相关文献记载，在公元995年的宋太宗时代，川商王昌懿就已经开始使用类似交子的纸币了。

讨论官交子的核心是：交子开启了宋代长达250年的纸币体系，支撑了宋代的经济运行。宋代纸币体系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024-1107年的交子阶段；1107-1160年的钱引阶段；1160-1279年的会子阶段。在真实历史中，阶段是相对的，存在着交子和钱引，钱引和会子或短或长的并存时期。其间，还有可能插入其他纸币，例如绍兴元年（1131年）发行的“见钱关子”和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发行的“公据关子”。最值得注意的是，自绍兴三十年（1160年）开始至南宋覆灭广泛流通的“会子”，初为商办，后收归户部专办，从而具有全国性信用货币功能。所谓“东南会子”成为南宋中后期纸币的核心，而以铜钱为代表的金属货币仅仅是纸币的补充和辅助。

元朝建立，南宋覆灭之后，会子在被中统钞取代之前，还持续流通若干年。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南宋没有被蒙古人灭亡，“东南会子”大概率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两宋：纸币得以创造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北宋于公元960年建国之前，中国经历了大约70年的五代十国分裂时期。五代十国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通过江南开发和扩展，奠定了中国北方和南方均衡发展的历史格局。至五代十国末期，全国至少550万户，3000万人口。所以，北宋实施中央集权制度之后，全国迅速实现经济复苏，人口膨胀，商业繁荣。至北宋后期宣和六年（1124年），人口达到1.26亿。如果做全球性比较，在公元12世纪，宋代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超过当时的塞尔柱帝国、朱罗王国、拜占庭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

应该说，北宋开国至宋仁宗继位，日益强烈的货币需求进入拐点，金属货币不足以满足经济发展之需要，导致宋廷寻求铜钱之外的货币工具，四川民间的交子成了最为合适的选择。宋仁宗在位42年，形成了对纸币的“路径依赖”。宋仁宗时代，人口重新回到了5000万~6000万水平，经济持续繁荣，纸币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宋仁宗死后三年，经短暂的宋英宗，进入宋神宗（1067-1085年在位）时期，王安石新法很快被实施。王安石新法的基本思想就是通过货币手段调整社会资源，变革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实现政府财政税收的货币化和商业化。王安石之所以可以推行如此新法，折射出宋神宗时期的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相当程度的货币化。进入宋徽宗（1100-1125年在位）时期，国家铜矿资源枯竭，“钱荒”恶化。在宋徽宗的崇宁年间（1102-1106年）和大观年间（1107-1110年），蔡京主导了通过发行纸币刺激通货膨胀，缓和财政危机的改革。特别是大观元年（1107年），蔡京钱法改革，改“交子”为“钱引”，延续了宋代纸币的香火。后人基本否定蔡京的货币改革。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南宋早期和中期，伴随中国南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货币制度方面，不仅继承了北宋的钱引，而且扩大了钱引发行规模。此外，财政、边防和战争之需要，两宋的对外贸易，包括宋金间的走私贸易，刺激铜钱货币外流，特别是向金国和日本流出，加剧了“钱荒”，不得不扩大纸币发行规模。

其中，边防和军事需要是宋代纸币得以演化的关键性原因。南宋国祚152年，始终难以摆脱战事的阴影，财政压力持续存在，形成财政依赖纸币，纸币财政化的体制。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有建炎和绍兴两个年号。绍兴元年（1131年）因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屯兵，水路不通，运钱不便，便在婺州发行关子；至绍兴三十年（1160年），因为与金国战争，军事开支膨胀，创始会子，形成钱引和会子并行存在的纸币制度，而且逐渐废除纸币的“界制”，实现纸币全方位地替代铜钱，成为全国性的主体货币。

总的来说，从北宋到南宋的300多年，构建和运行的是以纸币为主体，辅之铜钱的货币制度，货币化程度不断深化，以持续温和的通货膨胀，抑制了经济萧条的威胁，并有效地缓和了频繁的财政危机。

宋最终未亡于经济和金融，亡于政治和军事。

两宋的外部地缘政治-货币环境：纸币圈和铜币圈

两宋的300余年，始终受制于复杂的外部地缘政治-货币环境。由此形成北部的纸币圈和东部/南部的铜币圈。

北部的纸币圈。经历了辽国（907-1125年）、西夏（1038-1227年）、金国（1115-1234年）和13世纪开始的大蒙古国。其中，辽国的货币经济比较落后，长期和普遍使用以布帛、羊为代表的实物货币，至于铜、铁铸金属货币，唐币、宋币比重高，本国铸币粗糙，且比重小。至于西夏国，并不是从立国开始就铸造钱币。之后，西夏仿照宋朝制定了钱币的设计、铸造、发行、流通等一整套管理规章制度，但是，所铸造的钱币有限，宋钱始终是西夏境内所流通的主要货币，成为西夏事实上的“法币”，折射出西夏对宋朝经济的依赖程度较高。

相比较辽国和西夏国，金国吸纳了宋朝货币制度的经验，构建了以纸币和金属货币并存的货币制度。金国纸币始于贞元初期（1154年）的交钞，至金章宗（1190-1208年在位）年间，交钞地位已经相当稳固：“交钞的全国性货币化，流通范围向农民阶层的扩大，取代铜钱成为主要货币等现象，与流通期限被废除，作为储值贮藏手段的功能得到强化一样，都说明交钞较北宋的纸币更为发达的特征，说在该时期构成元朝货币政策、货币状况的诸要素都已具备，亦不为过。”[footnoteRef:0]可以这样认为，自12世纪后期至13世纪初期，在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金国和南宋的纸币圈，该纸币圈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南宋中期人口为8500万，金章宗时期人口最盛，超过5600万，合计达到1.4亿。在这样的尺度上，对南宋和金国货币制度的地位产生全然不同的认知。

1260年，忽必烈自立为大蒙古国皇帝，发布称帝的即位诏书“皇帝登宝位诏”，正式建年号“中统”。忽必烈为了填补金国灭亡的空白，立即在华北地区发行“交钞”和“中统钞”。在之后近20年间，蒙古新政权禁止黄金、白银和铜钱流通，其中统钞成为与南宋互补的货币。从金国1234年灭亡到南宋1279年覆灭，中间的45年对于中国货币历史走向至关紧要。元朝与南宋战争期间，忽必烈允许在其占领区继续使用南宋货币，最后通过实施公平的中统钞兑换，完成了货币制度的大一统。

南宋和金国所奠定的纸币制度，为忽必烈继续实行纸币制度提供了基础。元代的中统钞本质上属于南宋和金国纸币的延续，支撑了元朝在货币制度上的平稳过渡。也正因为忽必烈的这个历史选择，中国最终没有被纳入以西亚为中心的金、银通货体制，元明清三朝走上了独特的货币演变路径。

两宋纸币圈和铜币圈图

东部和南部的铜币圈。两宋时期，中国铜币成为东北亚、南亚、东南亚的硬通货。东北亚的高丽国和日本长期处于中国的铜币圈。高丽虽然出产铜，但在宋崇宁（宋徽宗年号，1102-1106年）之前，不懂铸钱。崇宁之后，逐渐学习掌握了铸钱技术，开始铸造和使用铜钱，建立铸币系统。但是，由于铸造能力有限，铸造的铜钱质量也不如宋钱，宋钱是高丽境内长期的主要货币。中国隋唐时期的铜币已经流行于日本，宋钱在南宋覆灭之后的镰仓时代（1185-1333年），依然被市场接受。

宋代中国因为与南亚和东南亚（越南、柬埔寨、苏门答腊岛、爪哇、菲律宾）的朝贡关系或海外贸易，获得当地产品和输出铜币。宋代的海外贸易还到达波斯湾的阿拉伯地区，铜币成为贸易的中介。

世界经济史视角下的全球两大贸易体系和货币体系

如果以全球经济和金融史的视角看，全球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半球贸易圈和东方货币体系，以及地中海贸易圈和古罗马为代表的西方货币体系。

东方的货币金融体系，发轫于春秋和战国时代，秦汉形成货币体制，成熟于唐，经宋元明的纸币演变，实现白银化转型，至清末币制改革融合于近代国际货币体系。代表中国古代金属货币的是汉代发行的五铢钱，代表中国纸币的是北宋的交子。

西方的货币金融体系，源于古希腊，代表铸币是琥珀金钱币，成熟于罗马帝国的盖维斯·屋大维·奥古斯都（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时期，最终形成金银铜三种金属货币并存的制度，延续于拜占庭，再经文艺复兴和美第奇家族、工业革命，形成贵金属以黄金为主体货币，白银辅之的货币体系。

以上两个货币体系，在历史上有过互动和影响的时期，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与中国西汉和东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构建了贸易和金融的早期关系；第二阶段：公元7世纪、8世纪拜占庭帝国与唐王朝之间，构建以陆路为主要途径的贸易和金融的全盛阶段。

处于东方货币体系和西方货币体系之间的主要货币板块包括：古埃及，纳入罗马帝国的货币政治；阿拉伯帝国，长期通行金币体制，代表性金币是第纳尔（dinar）和迪尔汗（dirham）；古印度，实施的是金币和银币并行制度；俄罗斯形成独立货币制度较晚，直到8-11世纪，才完成从流通阿拉伯银币过渡到本国银币的过程。

比利时汉学家魏希德（1969年- ）在她的著作《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中，提出了关于研究宋朝的历史、政治、疆域、朝廷和信息网络的不同维度。可以肯定地说，宋代货币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有效维系了宋帝国多元维度和信息网络的联结，实在是举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