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商行枭雄传

01 

小镇信贷员，与陈友谅的重叠人生

李志明前半辈子几乎没有离开过湖北。

1982年过完大年，21岁的李志明，来到农行监利县支行黄穴营业所报道上班。

监利位于江汉平原的南端，距离湖南岳阳市仅一江之隔；水网密布、水产发达，当地盛产小龙虾，也以“监利早酒”闻名全国。

近山者勇，近水者智。监利人除了有“湖北佬”的精明，更添加了一份行事勇猛与诡秘多变。

朱元璋的劲敌陈友谅，就是生在监利沔阳的渔家子弟。

21岁的陈友谅，还是衙门里的一名小官吏，和天天下户拉贷款的李志明没有太大差别。陈友谅喜欢读书。生逢乱世，风云莫测，他不认为像祖辈一样的打渔人生，就是他的宿命。

这个孤傲的年轻人不会想到，五年后他将在周老嘴胭脂湖畔搭起黄棚起义、其后参与反抗暴元的一场场血与火的战争，甚至当上了土皇帝。

明代史学家高岱评价陈友谅“有虎视中原、鲸吞海宇之志”，但“志骄，好生事”。

而五年后的李志明，也从小镇营业所迈进了县支行，站上命运转折的拐点。

在农行，从基层信贷员到分行副行长，李志明一干就是十多年。

他一边上班，一边读书。在35岁这一年，李志明拿到了武汉大学金融学的函授学士学位；三年后，又再次获得硕士学位。

工作经验与学历加成下，40岁的李志明被调往省城武汉，当上了农行武昌支行副行长，完成自己银行生涯的“一级跳”。

有意思的是，也是在40岁这一年，刚被擢升红巾军元帅不久的陈友谅，不满首领徐寿辉胸无大志，将其杀而代之，并自立为汉皇，改国号大汉，过上了有三个老婆的“帝王生活”。

不料四年后，陈友谅在掌握极大优势的鄱阳湖终极决战中，因误判败给了朱元璋，中流矢而亡。

一代枭雄，就这样在强狼环伺的起义首领中迅速崛起，旋即如烟花消逝。

02 

七年“三级跳”

五十而知天命，这句话放在李志明身上，有另外一种含义：

50岁这一年，命运的齿轮才真正开始转动。

工作的前30年，李志明从没离开过农行系统。到了2011年4月，50岁的李志明受到深圳发展银行的邀请，赴任武汉分行行长助理。

彼时，深发展已陷入经营瓶颈。但早在一年前，深发展的控股股东与中国平安（601318.SH）达成股权受让协议，深发展即将成为后来的平安银行（000001.SH）。

或许这正是李志明看准时机、接过聘书的原因。

仅在深发展工作了一年、还没等到公司更名，2012年，李志明再次跳槽去了刚成立一年多的湖北银行。四年后，李志明正式坐上了湖北银行总行副行长的位子，成就了“二级跳”。

李志明履新湖北银行的那一年，一千多公里外的贵州省，也正在组建省级城商行——贵州银行（6199.HK）。

2017年，橄榄枝抛到了李志明眼前。他被推举为贵州银行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候选人。

52岁的李志明下决心离开戎马半生的湖北，远赴贵阳。2018年4月，李志明出任贵州银行董事长。

从离开农行，到当上贵州银行董事长，短短七年间，李志明完成了职业生涯“三级跳”。

03 

走向巅峰：登陆港股

从成立到上市，贵州银行也只用了七年。 

公开资料显示，在2012年贵州银行成立前，整个贵州省只有4家城商行，分别是贵阳银行、遵义市商业银行、六盘水市商业银行和安顺市商业银行，这几家城商行的资产规模都不大。贵州银行系由后三家商业银行合并创立，实现了资产规模快速增长。

成立后，贵州银行即定下了“开业一年资产翻番，达到1000亿元，三年内资产规模达到2000亿元，五年内达到3500亿元”的大目标。

目标虽未能全部实现，但七年后，贵州银行资产规模也达到了3000亿左右，处于城商行资产规模的中游水平。

在北京银行（601169.SH）、宁波银行（002142.SZ）和南京银行（601009.SH）等三家城商行上市后，贵州银行也试图冲顶A股，无奈受阻；2015年，转战新三板，也无果而终。

但贵州银行上市决心不改。2016年贵州银行在股东大会时启动了增资扩股定向募集，2017年和2018年两年间，又进行了多位高管调整。

李志明就是在这一关键节点加入了贵州银行。

2018年，董事长李志明接过带领贵州银行上市的使命。他在当年的工作会议上表示，贵州银行的目标从“业务规模快速增长”变更为“业务规模稳健增长”，要早日达到上市标准。

遗憾的是，李志明自己的职位变动，便是贵州银行短期内无法登陆A股原因之一。根据A股主板上市要求，上市发行人三年内高管不得发生重大变化。也就是说，如果在A股上市，贵州银行最早也要等到2021年。

然而2021年将是李志明的花甲之年，他等不及了。于是，李志明谋划带领贵州银行登陆上市流程相对较快的港交所。高管还带队去了九江银行（6190.HK）学习港股上市经验。

2019年是个银行上市“大年”。A股共有紫金银行（601860.SH）、青岛银行（002948.SZ）、西安银行（600928.SH）和邮储银行（601658.SH）等8家银行挂牌上市，IPO数量创下2017年以来的新高。

在港股，年底之前，仅有晋商银行（2558.HK）一家上市。

虽属“弯道超车”，但在港交所上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当时投资者对贵州银行的顾虑，主要集中在其资产中所涉及的包商银行和锦州银行的同业风险。

贵州银行招股书披露，截至2019上半年，贵州银行存放于包商银行的同业存款总额高达14.5亿元，非保本资管产品中也有7.32亿元，已计提1.48亿元的减值准备。并且，贵州银行与锦州银行也有业务往来。

就在贵州银行摩拳擦掌备战港股的2019年5月，包商银行因为严重的信用风险被央行和银保监会接管，成为中国第一家破产的股份制银行。

也是在2019年，另一家东北城商行——锦州银行深陷巨额亏空，在监管的牵头下，工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作为“白衣骑士”实施债务重组，把锦州银行送进了“ICU”。

为了减轻市场的疑虑、吸引香港资本市场的关注，2019年7月，李志明率领一行七人到访香港贵州商会，为贵州银行“站台”。同行的还有贵州银行副行长、董事会秘书等。

李志明在台上神情坚定。

他说道，贵州银行拓展迅速，即将在两个月后登陆港股。这是一家很值得投资的银行，投资回报率高增长，并且每年都有可观的分红、不良贷款率很低，安全性也是非常好的。

座谈会上交流甚欢，不少商会代表争相发问。

但过了聆讯、在公开发售期间，贵州银行遇冷。

2019年12月27日，贵州银行在港交所发布公开发售结果显示，其香港发售股份认购不足，一手中签率100％，认购倍数仅约0.25倍。

当时市场上投资者对城商行普遍抱有疑虑，不只限于贵州银行。

在贵州银行之前，浙商银行（601916.SH）、锦州银行（0416.HK）、天津银行（1578.HK）、青岛银行、九江银行等亦出现过认购不足的情况。甚至距离贵州银行近两个月上市的银行新股中，浙商银行、渝农商行（601077.SH）均在上市不久出现“破发”现象。

这种局势，单凭李志明一己之力难以撼动。

赶在年底最后一天之前，李志明总算能够与刚调任贵州、分管金融的副省长谭炯共同执锤，为贵州银行成功上市港交所鸣锣。

与市场预料一致，贵州银行开盘即破发，当日收盘下跌幅度达7.26％。

投资者的疑虑不无道理。2019年，改变了诸多城商行人的命运。

04 

两个老东家的多事之秋

把贵州银行送上港交所之后，李志明完成了在贵州银行的历史使命。

2021年1月，60岁的李志明辞任。贵州银行董事会当时给予他较高的评价，对他为贵州银行改革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致以衷心感谢。

李志明离职的理由是省政府工作安排，但此后并未有信息披露李的新职务，他也没有再出现于公众视野中。

但李志明“走”得并不太平。贵州银行“多事之秋”即将来临。

据中国网财经不完全统计，李志明离职前后的半个多月，2021年1月13日至2月2日期间，贵州银行及下属多家分支机构被银保监系统接连开出23张罚单，合计被罚款500余万元。

处罚原因有信贷资金借道“置换股东借款”流入房开企业、逆程序调整内部机构设置，理财产品相互调节收益、部分理财投资业务不审慎等多项违规事实。

已辞任的董事长李志明、时任行长许安、时任副行长李涛、时任副行长吴帆、已辞任的副行长柴柏林、时任董秘周贵昌在内的15名相关责任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警告或罚款。

其后，仅在2021年2月10日这一天，贵州银保监局又对贵州银行及其员工开出了38张罚单。

2023年10月11日，贵州省纪委监委通报，贵州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志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贵州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业界纷纷猜测李志明被查的原因：不难发现，李志明的两个老东家——贵州银行和湖北银行，近年都有重量级人士落马。

李志明被查的同一天，贵州银行大股东——贵州省水利投资(集团)原总经理李明卫因涉嫌违法也被查。

根据企业预警通统计，从2019年以来，贵州银行曾多次给予贵州水利投资集团授信额度，前后累计共使用额度约100亿元，其中多笔授信为李志明任董事长期间发生的。但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李志明是因此被查。

还有一种观点是，恒大集团（3333.HK）曾在贵州省投资了不少房地产项目，是否获得了李志明的支持，不得而知。据流传的一份恒大集团文件，截至2020年6月30日，恒大在贵州银行借款余额为18亿元，高于盛京银行（2066.HK）。

与贵州银行相比，李志明的“老东家”湖北银行的问题则严重的多。

李志明出事之前，其在湖北银行任职期间的多名领导和同事已经落马，包括首任董事长陈大林、首任行长段银弟和原副行长文耀清。

陈大林与段银弟“搭班”多年，是湖北银行的元老级领导。文耀清则分管计划财务部、零售金融部、营运管理部。

2022年至2023年，三人先后被查。根据中纪委的通报，陈大林和段银弟“靠银行吃银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贷款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文耀清则假借年息30%利滚利受贿。

李志明是时任行长段银弟的助理。三位落马的湖北银行高管，基本都和李志明有过工作交集。

05 

城商行高管“魔咒”：巅峰后迅速陨落

2003年至2013年，初建完成后的中国城商行，步入了黄金十年。在大发展时代，快速组建后的一批城商行，对高管帅才求贤若渴、虚位以待。工作表现突出的李志明，把握住时代机遇，“七年三级跳”便达到职业巅峰，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大跨步式发展，也埋下了不少隐患。

随着金融反腐力度继续加大，银行正在向“强监管”的趋势演进。2016年后，城商行潜在的资产质量风险开始暴露，2019年尤其值得关注——5月24日包商银行被接管；7月28日锦州银行被重组；8月8日恒丰银行被入驻，三家银行的规模合计达到1.5万亿元。

严监管下，近年来有多位城商行高管违纪行为曝光。

除李志明外，三峡银行原董事长丁世录、徽商银行（3698.HK）前后两任董事长戴荷娣和吴学民、长安银行原董事长赵永军、江西银行（1916.HK）原董事长陈晓明、吉林银行原董事长张宝祥、中原银行（1216.HK）原副监事长贾继红、蒙商银行原党委委员赵光炯和内蒙古银行原党委委员马宝林等多位城商行高管相继落马或被查。

公司制度建设不完备、权力过度集中和制衡监督缺位等，都为城商行的高管腐败行径，创造了一定的生存“土壤”。

刚步入巅峰期便迅速陨落，这是李志明们的个人悲剧，也是历史车轮毫不留情碾压的结果。

历史也终于合上了闭环。

随着风险出清以及竞争格局演变，城商行进入了精品化和大分化新阶段。“野蛮生长”导致资产质量风险聚集的状况，也将缓步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