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亦凡到蔡徐坤，看偶像制造的麦当劳化

娱乐圈最近又热闹起来了。

7月13日，娱乐博主刘大锤预告次日中午要进行一波爆料，关键词是明星情侣、出轨，还提到了不止一个顶流，不止一段感情这样的字眼来吊起公众的胃口。结果，当事人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何九华，在爆料中，他与女明星王鸥是恋人关系。网友纷纷表示失望，不仅是因为这两个人担不起网友心中顶流的位置，还因为流量塌房太司空见惯了，只有知名度非常高或者事情非常严重的才能抓住网友的眼球。毕竟，再往前的大瓜是蔡徐坤这种级别的。2018年，蔡徐坤通过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爆火，作为新秀男团Nine Percent的队长、C位出道。后来的选秀节目一个接一个，却没有一个人的流量能够盖过蔡徐坤，因此蔡徐坤也被称为“巨C”。从2018年到现在，蔡徐坤蹿红得快，塌得也快，当然还有塌得更快的。为什么娱乐圈塌房频现？明星塌房背后的资本逻辑是什么？背后又有哪些利益驱动？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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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塌房，还会有下一个

娱乐圈里的塌房，主要分为两个种类：私德和犯法。

网友把触犯法律的艺人细分为吸毒队、嫖娼队、偷逃税款队、性侵/强奸队，私德问题，主要是出轨和男女关系混乱。

在一系列事件曝光后，他们的形象迅速崩塌，不只是因为他们做下的错事，还因为事情被曝光之后他们的丑态，比如愚弄公众，比如打死不认。

娱乐圈里的乱象，并不是流量时代的专属。

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家喻户晓的明星因为卷入税务风波而入狱。

虽然娱乐圈是高收入，在90年代配角拍一集戏都能拿到上千块的片酬，但谁又会跟钱过不去呢。

偷税漏税也不是娱乐圈的专属，头部主播、文娱产业之外的有钱人，也偷税漏税。

其他违法犯罪行为也是如此，都不局限于娱乐圈，也不局限于这个流量时代。

只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流量，财富来得更容易，在信息更加透明的时代，明星的一举一动都在聚光灯之下，也更容易暴露。

所以只要那一套炮制流量的方法还在，粉丝经济还大面积存在，蔡徐坤就不会是最后一个塌房的流量明星。

当流量塌房之后，最着急的莫过于合作的品牌方。

品牌方会视事件的严重程度选择立刻解约割席，还是先观望着。

蔡徐坤事件中，很多品牌都隐藏了合作的消息，但没有明确提出解约。对偷税漏税的郑爽和邓伦，品牌切割得就很果断了，郑爽仅当了8天prada的代言人，就被结束合作关系，被官宣为云米代言人只有两个小时，邓伦就被解约，后面还被云米索赔。

背后的资本也是一样，先使劲儿捂着丑闻，毕竟是花钱培养出来的明星，未来还指着这颗摇钱树，捂不住了就只好当成弃子。

比如2016年，吴亦凡已经陷入到性丑闻之中，但一是没有实锤，二是没那么严重。

当时，吴亦凡的风险在于“男女关系混乱”，而且通过对舆论的干预，完全可以变成“捕风捉影”，而继续捧着吴亦凡的收益是极具诱惑力的。

到了2021年，吴亦凡触犯了刑法，才彻底凉了。饶是如此，吴亦凡也没有被轻易放弃。比如在公检法机关定性之前，原本对外宣布与吴亦凡合同已经到期的某个大牌，曾经悄悄恢复过部分吴亦凡的代言微博。

你很难相信一个艺人的经纪公司、资本，会不了解艺人的品行，他们仍然合作，甚至以黑料强制性合作，无非是因为和风险相比，收益太高了。

马克思说过，当有100%利润的时候，资本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那么，流量明星产业链是如何运转的？

02

“偶像生产车间”与“粉丝数字劳工”

正常明星与粉丝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你出产品我买单，产品可以是实体周边、舞台与表演，也可以只是情绪价值。

偶像被批量制造的年代下，粉丝多了一个身份——数字劳工。

一篇关于粉丝经济的论文提到：随着货币羽化为资本的进程不断推进，娱乐圈中的资本利用创新的技术和平台，将粉丝从大众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转变为生产者，引导粉丝主动参与到“偶像生产车间”中，成为“数字劳工”。

在这个过程中，偶像成为了生产资料，而粉丝出于对偶像的无条件支持，积极地进行廉价劳动甚至无酬劳动。

这种无酬劳动变成了明星的流量价值、资本价值，为资本提供了增殖的机会，同时粉丝作为最后消费者，让资本实现了又一轮增殖。

偶像与粉丝之间两种形式的连接，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更加有黏性的粉丝文化。

蔡徐坤通过《偶像练习生》出道后，又凭借《青春有你2》《奔跑吧兄弟》等多档节目以及《YOUNG》《迷》等专辑迅速走红。

同时，积攒下忠实且庞大粉丝群体的蔡徐坤签约了多个知名品牌，包括Prada、Nike、Adidas、H&M、百事可乐等。

这样的偶像当然是多多益善。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在上世纪末提出，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逐渐呈现出“麦当劳化”的趋势，即追求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控制性。这种趋势在许多行业和领域中都有体现，包括快餐、零售、制造、医疗、教育等。

明星偶像的制造也不例外。在娱乐圈中，明星偶像的制造和推广被精细地规划和掌控着。许多娱乐公司会通过选拔、培训、包装和推广等一系列环节，将有潜力的艺人打造成符合市场需求的明星偶像。

这种制造和推广方式在韩国的“造星工厂”中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李秀满的造星工厂，成功打造了包括东方神起、少女时代在内的多位顶级韩流明星。

但，这种制造方式也为流量明星塌房埋下了隐患。

第一，过度追求效率缺乏创造性，使得明星偶像同质化现象严重。

在追求效率和标准化的过程中，明星的道德品质选拔和培养被忽视了，包括李易峰、蔡徐坤等一些顶流明星不断出现塌房事件，往往与明星的道德品质问题有关。

第二，明星制造过度商业化，导致明星成为商业利益的工具。

在韩国明星制造过程中，存在着商业利益过度追求的问题，这导致了过度竞争和潜规则的普遍存在。一些明星被迫成为商业利益的工具，可能遭受不公平合同条款、低薪酬、身体和精神虐待等。

长期忽视对明星的人性关怀以及长期发展规划，容易造成明星的心理健康问题，有些明星因无法承受这种压力和虐待而选择自杀，如雪莉、金钟铉等，有的走上了吸食毒品的道路。

要赚钱的资本并不在意。明星制造完成后，他们会联合电商平台、演艺经纪公司、媒体平台等机构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渠道销售偶像的音乐、MV、周边产品等，同时进行宣传和推广，刺激粉丝的消费欲望。

此前文章中，对相关销售利益链条进行了详细阐述，这里不再赘述。

在当今时代，由于更多企业和机构参与粉丝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经济联合体。这些经济联合体涵盖了明星经纪公司、电商百货商店、全国性公司、剧院餐厅、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等多个领域，例如与吴亦凡、蔡徐坤等明星合作的各个品牌方均是其中的受益者。

现在，这些经济联合体正在呈现出一种新趋势，即在产业资本的玩法之上，增加了金融资本的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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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主导的新消费秩序

偶像产业链里，金融资本的玩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粉丝集资打榜活动日益频繁，粉丝通过各种渠道和平台进行集资打榜，以支持偶像的生产和代言，这可能涉及部分金融机构借贷给粉丝，甚至有的集资打榜就是非法集资。

比如，正观新闻报道，近日，一个粉丝为了支持蔡徐坤，不惜借网贷1万元，帮助其他粉丝充值“粉丝头条”，最终因为提前还款而支付了高额利息。这个粉丝的网贷借款来源是微博自身的网贷平台“微博借钱”。这个平台在2017年就已经上线，有很多用户质疑它依靠诱导饭圈少女打榜开通网贷，进行谋利。

第二，偶像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代言各种金融产品，吸引粉丝进行投资和购买。

偶像代言金融产品现象频出，可能导致娱乐产业脱实向虚。

比如，汪涵代言的爱钱进，最后暴雷，涉及37万出借人，230亿借贷余额。杜海涛自称“广告合作”的网利宝，于2019年暴雷，涉及4万出借人，30亿借贷余额。

第三，偶像联合资本的模式涌现，偶像利用身份光环和资金优势进入股市拉升股价后进行高位套现，从而实现财富暴增。

金融资本下的粉丝经济，意味着娱乐圈的吸金大法不再是“唱歌拍戏接广告”老三样，而是直接通过资本运作赚得金钵满盆。

比如，被称为“女版巴菲特”赵薇，最著名的是“万家文化收购案”，该事件中赵薇夫妇利用杠杆撬动市值百亿的上市公司万家文化，此举造成了万家文化股价大幅波动。此外，黄晓明在2009年前后持有华谊兄弟的360万股股票，华谊兄弟上市后陆续套现获利超1亿元。

经典的还有，某导演将空壳公司卖给上市公司，许下未来特定时间几部电影达到规定票房的承诺，获得高额对价。打的算盘是用自身的名气、流量明星的名气，把票房任务转嫁到粉丝身上。

集资打榜、跟着明星偶像买理财，是由金融资本所支撑起来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也是由金融资本所创造出来的增量需求。

集资打榜，是一种以情绪价值为目标的消费，也可以看做是消费升级和新消费主义。

新消费主义是一种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平台的消费理念和行为习惯，它强调个性、多元化、品质化和可持续性，是消费升级和数字化时代的重要特征。

金融资本，是新消费主义的重要推动力量。金融资本通过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来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比如，金融资本推出了更多的消费信贷和消费分期产品，让一些不具备消费能力的人，提前透支了消费能力，不得不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在金融资本主导的新消费主义下，粉丝群体成了重灾区，不只包括流量明星的粉丝，也包括网红的粉丝、理财大师的粉丝等等。所以网红也会塌房，并且火的周期更短。

最好的办法是远离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