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季有多难？10个女生有1个找到工作了…….

最近，招聘网站智联招聘发布了一个就业报告，虽然毕业季还没结束，但这个数据还是把大家吓到了，男生只有54.4%获得offer，签约率22%，女生更惨，41%拿到offer，签约率10.4%。

都说这是最惨就业季，但最惨也分层，有九成女性毕业生还没有参加就业，堪称最惨的一群人，就这个数据，还有人觉得虚高。

为啥会这样呢？

有人从签约专业找原因。

确实，理科、工科类专业的男生比女生多不少，尤其工科，男女比例失衡严重，很多班里女生的人数一个手就能数出来，而女生擅长的语言、人文类学科签约率一般，所以男生的签约率高也很正常。

但这只是表面的原因，其实对女性的就业歧视这些年是越来越严重了，为啥这么说呢？

每年毕业的工科女生在找工作时就会发现，他们这个专业的很多对口单位大部分只招男的。

这些单位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毕竟工作环境艰苦，男生更适合，于是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不适合女生的N大工科专业”这类说法：

工科这样也就算了，就连公务员考试招录的男女比例也不协调。

比如西南某省的公务员招考中，公检法司系统的招聘超一半（53%）岗位只招男性：

招聘的单位解释说，只招男性的岗位，要么去艰苦的边远基层，辛苦且要出差，要么是执法类，加班熬夜压力大，比较适合男性。

工科和“苦力活”的岗位爱招男生，那么类似经管、财会之类的白领岗位能一视同仁吗？

答案是不能。

“学我们这个专业的明明是女生多，但用人单位偏偏喜欢招男生。”林科大会计女性专业毕业生无奈地说道，“可能是物以稀为贵吧，谁让我们文科类专业女生多男生少呢。”

“最近这几年我们学院的男生，上海户口的，只要应聘上海的银行，全要。”上海财经大学信息学院的毕业生说，“因为懂财经金融知识，又会写代码，这几年银行的IT部年年来招人，男生基本上是面了就中。”

企业也很无奈。

这两年经济一般，教培行业惨的不行，互联网大厂轮流裁员，地产业要么暴雷、要么躺平，开销是能省就省，招聘人数还能保持稳健增长的只有公务员，但这意味着更卷了。

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首次突破两百万人，与2020年相比增加51.4万人，增幅达34%，一大堆名校博士争几个街道岗位，算得上极难模式了。

少数还有能力招人的企业，也越发讲究性价比，招男生来要996、007，恨不得当两三个人用，女性毫无优势，因为他们有一个躲不开的问题——生育。

最近几年计划生育逐渐放开，2015年放开了二胎，去年宣布了放开三胎，还配套了延长女性产假等政策，但力度还是不够，于是很多人纷纷提建议，什么发钱的、什么给产假的，有人建议生个孩子给一年产假，有人甚至建议给三年假期……

这看着都是为了女性好，其实也是在挖坑，生育福利越好，对女生就业越不友好，因为这些成本都压在企业身上了，在企业看来，女员工的性价比越来越低了。

“我们这些小公司，工资奖金卡着收益贡献给的，招个女的来，怀孕一次白养一年，不得亏死了。”

于是，不孕不育，居然成了找工作时的核心优势了。

这些吐槽和担心，并不是个案。

统计数据显示——

1. 在生育前后，近1/3的女性更换了工作或成为自由职业者；

2. 46%的女性由于生育主动或被动地错过了职业机会，这个比例是男性的两倍。

3. 在生育后，有超过8成女性渴望回归职场，但受到家庭影响，有近4成女性表示“生育后工作状态不如之前”。

这个趋势短期能不能改变？

难，看看邻国，对这个问题就一直没什么好办法。

日本的薪资鄙视链是这样的：男性正式工>女性正式工>男性临时工>女性临时工。

四个群体的工资水平，就按照这个排序逐层递减，而且，大约40%的全职太太都不被算进失业人口，失业率统计也忽视了这一群体。

生个孩子一耽误就是几年时间，生完孩子后再重返职场的女性，会受到以前同事上司的排挤，调岗降薪降职。

还能回原公司的算好的，很多人生完孩子只能找个公司当派遣工（临时工）。

所以，全日本贫困率最高的群体就是单亲妈妈，贫困率29.7%。

日本隔壁的韩国，性别歧视程度比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

男性劳动者的月平均收入为371万韩元，是女性的1.5倍。男女的工资差距随着年龄增长还会扩大，20多岁为20万韩元、30多岁为66万韩元、40多岁为154万韩元······

韩国女性就业率比男性低两成，月平均收入不足150万韩元的底层劳动者中，女性（28.9%）占比也高于男性（20.6%）。

韩国女性和政府也曾试图改变这个现状，但是没用。

韩国最大的三家银行一—KB国民银行、韩国韩亚银行和新韩银行——均被发现将女性求职者除名，他们操纵应聘者及格分数，从而排除女性求职者。

赤裸裸的歧视啊，于是这三家银行都被起诉了，但是最后的惩罚可有意思了。

比如韩国KB国民银行被发现违规取消112名女性应聘者的资格，法院判了4000美元的罚款。

对，就4000美元。

韩国天然气安全公社(KGS)的CEO朴基曈，也被发现在2015年和2016年间，曾多次指导人事部经理操纵共计31名应聘者的分数，踢掉8名通过考试的女性应聘者，换上了分数更低的男性。

被起诉之后，他说得很直接，“她们如若休产假，将会持续性影响公司生意。”

首尔市女性人力开发院曾经对1969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职场女性因生育孩子而停止工作的平均时间为4.5年。

疫情对就业的冲击更大，新冠在韩国第一波大流行期间，女性失业人数为54.1万，是男性失业人数（32.7万）的1.7倍。

韩国女性的高等教育水平长期名列前茅，但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的报告中，韩国在149个国家中排名第115位，也就是说，男女在工资平等和劳动收入方面“非常不平等”。

自2018年夏天起，韩国的国有企业均被要求必须记录求职者的性别比例，银行必须公开他们的招聘数据，以确保他们没有歧视女性。

但是，女性刚刚争取到一点机会，韩国男性的反击就来了。

去年6月的首尔市长选举，年仅36岁的李俊锡依靠反女权思想，拿下72.5%的年轻男性投票，在缺乏资金和组织派系支持的情况下当选国民力量党党首。

紧接着，提出要废除韩国女性家庭部（类似妇联）的尹锡悦，赢下了总统大选。他在18-29岁的选民中，获得了男选民58.7%的支持。

看来，韩国女性的苦日子未来还将继续，中国可千万别步后尘啊。